开国校尉 – 姥爷的奋斗 （第一篇：参军）

一九四三年底，是山西各根据地最艰难的时刻。由于日军的蚕食政策和频繁扫荡，晋绥军区的兵员粮弹已经紧缺到捉襟现肘的地步。顽强的根据地军民虽然粉碎了日伪43年下半年的秋季大扫荡，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姥爷的故事便是从这里开始。

一九四四年，刚一开春，八路军便紧锣密鼓地在根据地各村开展征兵工作。我们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44年参军抗日似乎是件很占便宜的事，而当时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却是，长期被封锁围困的老百姓早已苦于战乱，各村各乡的青壮劳动力持续减少，到了44年，很多普通农户宁可多捐粮也不愿家中的男丁去当兵。这时候，要是有人说日军还有一年多就要滚蛋，上到主席下到孩童，都会觉得你在痴人说梦。

（这便是姥爷在侯家墕村的家 – 窑洞。2020年姥爷再次回去时，窑洞早已废弃，门前种满了玉米。）

不得已，村公所只能采取抽丁征兵的办法，规定家中有兄弟数人的必须征调一人当兵，姥爷对此记忆犹新。即便如此，姥爷这个村也只能抽出三名男丁参军，根据地的人力资源经过六七年的消耗已然濒临枯竭。不但没有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的送儿从军场景，而且由于部队里艰苦的作训任务，很快姥爷便成了村中独一份坚持下来的八路军战士。

参加八路军，从民族大义上说，姥爷是为了报国恨家仇。姥爷1932年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县栗家乡（原张家堡乡，后被兼撤）侯家墕村，这是吕梁山区一座普通的小村庄。据档案实录，姥爷一家六口，两个哥哥一个嫂子，姐姐已经外嫁，有山地40多亩，住房4间。按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应属中农。若不是战乱，一家人本应过得有滋有味。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侯家墕村也成为八路军根据地的一部分。由于侯家墕村离敌占区汾阳县城仅有二十里，而且日军在距村口五六里地的制高点神里山修建了据点，侯家墕村长期处于对敌斗争的前沿，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姥爷的姐夫是这一带的游击队长，在一次召集民兵开会的时候，由于村里隐藏的汉奸通风报信，游击队被鬼子包围起来。激战后游击队寡不敌众死伤殆尽，只有极个别队员突围出去。姥爷的姐夫和他弟弟以及另外三名游击队员不幸负伤被俘。残暴的日军为了削弱我根据地军民的抵抗意志，强迫周围村落的百姓前往老爷山的悬崖边观看行刑。姥爷和他姐姐便在此目睹日军用刺刀捅死了他姐夫的弟弟，然后将尸首踢下山崖的惨状。姥爷的姐夫在危难之际抱住一个日本兵一起跳下山崖，所幸落地时有日本兵在身下垫着，姥爷的姐夫幸免遇难，而其他游击队战士皆慷慨就义。从此报仇雪恨的想法便在姥爷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据解放后汾阳县政府统计，光是侯家墕村这处小小的村落就有十三位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烈。由此可见整个中华民族从九一八事变开始长达十四年反抗日本侵略军所付出的惨烈代价。

（2020年8月姥爷再次回侯家墕村看望他91岁高龄的姐姐。我不喜欢无名英雄纪念碑，惟精耕史料以重塑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哪怕能让后世多记住一个抗日战士的名字，纵然劳心伤神也志得意满。谨借此处窄小的篇幅纪念姥爷的姐夫，那位英勇地抱着日军从悬崖上一纵而下的游击队长。他叫王宝珍，逝世于2018年，享年93岁。他的弟弟，王宝珠，牺牲的时候才十几岁。）

从个人奋斗上说，姥爷是为了摆脱困苦的家庭生活。姥爷的生母去世得早，而家中的继母把“中国式后妈”这一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姥爷曾经想要加入游击队和地方民兵武装，皆因年龄太小而未被接纳。这次八路军来村里征兵让姥爷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村公所原定由他哥哥参军，姥爷考虑到新婚不久的哥哥是家中主要劳动力，便毅然请缨替哥从军，刚满12岁的姥爷自此踏上征途。